幾乎整整六十年前的1957年7月1日，雷震主辦的《自由中國半月刊》（第17卷第1期）刊出一篇社論「今日的司法」，這是《自由中國》以「今日問題」為總標題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的第一篇，指出蔣政府一黨獨大，為所欲為。該社論文長六千多字，依據該年監察院一年一度的年會檢討記錄，痛陳當前司法「比日據時代還不如…，抗戰八年所收回的台灣，竟使人民尚懷念日據時代司法之公正，怎不令人羞愧」。社論明確指出司法的四大弊病，包括：(1) 司法不獨立：(2) 審判不公平；(3) 司法主管墮落；(4) 司法人員貪污。這篇社論最後做了這樣的結論：「要反攻復國，必須收拾民心，要收拾民心，對於司法的黑暗必須儘量剷除」。
一個月後隔了一期，該刊就被迫刊出一篇「台灣高等法院對『今日的司法』之聲明」，這篇聲明同時刊登於《中央日報》、《新生報》、及《聯合報》。文中指責前述社論內容：「軼出言論自由範圍…，其用心殊難解索，如該文作者果係忠於國家愛護司法，理應負責檢舉…，茲乃捕風捉影以讕言混淆聽聞，不但法所不容，在情理亦不宜出此…，影響司法信譽」云云。但由於社論中大量引述了高達九位監委的逐字發言，高等法院不敢直接反駁，只好拐彎抹角地抱怨：「該刊社論登載不實，故事渲染，且監察委員在院會中之檢討意見，例不對外負責，該社非不知悉，乃竟摭拾此種意見…，從而誣衊全體司法同人」；用大白話來說就是：這些不負責任的監委又在亂講一通，別人都知道，只有你《自由中國》卻拿來加油添醋，是故意裝蒜嗎？是要讓我們丢臉嗎？令人擊掌稱快的是，《自由中國》在三個月之後追加一篇「再談今日的司法」，指出：「既認本刊法所不容，卻又不遵循司法途徑來處理，偏要發表那樣一篇政治性的聲明，不是正好表明自己不謹守司法本分嗎？」一棒擊中要害，高院就銷聲匿跡了。
該篇社論最值得注意的是形容司法變成了「行政的附庸」與「政治的工具」，並指出：「主管司法行政的人們，一味只知仰承意旨而行事」。這裡沒有明白指出司法是中國國民黨的附庸與工具，理由很簡單：在當時的台灣，行政也好、政府也罷，都是國民黨的同義字，「仰承意旨」當然就是指仰承該黨的獨裁者蔣介石的意旨。在1959年2月雷震又在《自由中國》寫了一篇具名長文再論司法問題，說道：「今日外來干涉司法審判之第一位，要數國民黨而非行政院」；一年半之後，《自由中國》被警總下令停刊，雷震被捕，老蔣親自指示「刑期不得少於十年」、「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」，坐實司法不只操控在國民黨手中，更在老蔣一人手中。
半世紀之後的今日，回顧這段歷史，讓人有舊事重演的感覺。那篇社論指出的弊病與結論，對照本人與張靜律師近日對司法提出的指控，有驚人的重疊。另一個驚人的相似是，日前司法院對本人發布聲明中的用語，與當年高院聲明的口氣，也如出一轍。好在自從民進黨再度取得執政權之後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已經成了「潦倒貴族」，理念被人唾棄、只剩一堆黨產，再也沒有獨裁靠山、威權撐腰，否則《自由中國》恐怕就是「綠色逗陣」的前車之鑑吧。
但對許多綠營的政治人物而言，國民黨的垮台還是慢了一步，包括陳水扁總統在內的十多位政務官，在國民黨復辟的那幾年，慘遭國民黨藉司法之手進行迫害，以違反「程序正義」的審判過程，做出違反「實質正義」的裁罰。這些不公不義是在號稱「民主法治」的體制下發生，是在民選總統的默許下、甚至授意下公然進行，比起以往威權時代的作為，更令人覺得可恥。
為何台灣的司法如此不知長進？或許只能用漢娜．鄂蘭 (Hannah Arendt)創用的「平庸的邪惡」(banality of evil) 來解釋。鄂蘭旁聽納粹劊子手艾克曼 (Adolf Eichmann) 在耶路撒冷受審時，對自己所有犯行承認不諱，但堅稱只是聽命行事，盡力做個好軍人，而命令之下做出的邪惡行為不能算是邪惡。依照鄂蘭的想法，相對於「平庸的邪惡」是「激進的邪惡」(radical evil)，是指「明知是惡而執意為惡」，例如希特勒。不過儘管在鄂蘭的認知裡，艾克曼的邪惡等級是「平庸」，但她認為艾克曼對自己所做所為還是要負責任。
艾克曼企圖逃避罪責的藉口是「服從命令」，如果我們追究威權時代的軍法官及司法官，他們所用的藉口應該也會是如此，難怪蔡總統曾以「那個時代誰不服從威權」來替某舊官僚緩頰。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是，今天的台灣雖然獨裁已死、威權不再，可是目前不少盤據在各級法院的法官，若不是長期吸取黨國奶水長大，就是長期接受黨國洗腦教育，黨國思想早已「內化」；即使是黨禁解除後的八、九年級生，仍是在黨國遺緒的司法生態中浸淫，有相當比率先天上還是以國民黨為正統、以民進黨為異端，這是人之常情，不必也不能否認。
司法院儘管大聲嚷嚷，2011年公告的「法官法」明訂法官退出政黨，但對歷史稍加留意就知道，「各級法官須超出政黨以外」的規定，早在1946年憲法母體的「政協憲草」中就已明訂，其後青年黨與民社黨在制憲時也堅決要求列入憲法，雷震說：「因為他們受夠了國民黨『黨化司法』的痛苦」。結果的確入憲了，但「國民黨各級黨部照樣用種種方法『橫加干涉』」。所以「法官法」再重申一次，會有多少實質效果？國民黨籍的法官表面退出政黨、其實只是化明為暗，意識上則並未解放。
時至今日這些「黨化法官」雖不能再以「服從命令」為惡，但司法制度中的「獨立審判」與「自由心証」提供了更好用的保護傘，判生判死、存乎一心，可以說世間再無更絕對的「獨立」與「自由」了。運用在現階段的台灣，退可以縱放馬英九在職時的弊端、進可以牽制民進黨政府對轉型正義的追求，進階版的黨化法官已完全適應了政黨輪替的環境變遷，成為物競天擇的贏家。
萬幸孫文《五權憲法》提供一個監察權，可以彈劾不知長進的法官，意外讓新政府得到一個清除司法敗類的破口，真是天佑台灣。然而就如黑契 (Abraham Heschel) 的名言：「良善的對面不是邪惡，是無感」，我們固然面對頑強的邪惡，但真正可怕的是國人對邪惡的無感。在進行中的監察委員補提名作業，若是能引起台灣人民對司法毒瘤與國民黨反撲的警覺，對日後監委行使職權的全面監督，對台灣司法改革永不止息的熱情，或許這才是最大的成就。
本文轉載自《綠色逗陣》台灣司法有長進嗎？，特此致謝。
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，文責歸屬作者，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，不代表本報立場。
為了落實轉型正義，文化部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，引起社會不少討論，有人主張改成立法院，有人主張改建為公園，也有蔣介石支持者反對轉型。立委林俊憲今(17)日表示，主張透過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修法，針對個案增訂法源依據並排除文資法適用，廢止中正紀念堂指定古蹟，「去神格化」、「去威權化」。
他也銀行小額信貸利率批評前台北市長郝龍斌是中正紀念堂「古蹟爛帳」的始作俑者。
文化部對此表示，轉型將透過社會對話凝聚共識，透過修法的途徑來推動，中正信貸利息最低紀念堂的文資身分也會納入討論，再依據規定處理。
林俊憲上午在立院召開記者會指出，對於中正紀念堂如何轉型，社會上已經有很多討論，未來一定要往「去威權化」、「去神格化」的方向進行，但是不論拆除、改建，或是保留原建築作其他用途，都無法避免「中正紀念堂是古蹟」這個問題。
林俊憲提議在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》當中，針對中正紀念堂個案處理，有兩個方案：促轉條例公布施行後即廢止中正紀念堂古蹟指定；或是文化部與相關部會提出具體轉型方案於行政院院會通過後，即逕予廢止古蹟指定，不再適用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。
林俊憲表示，中正紀念堂在1980年完工，迄今只有37年歷史，台北市一堆老屋甚至還更老，連國父紀念館都不是古蹟了，很多人對於中正紀念堂是古蹟感到莫名其妙。其實中正紀念堂成為古蹟也不過是10年前的事。
林俊憲說，中正紀念堂變成古蹟純粹是政治因素造成，2007年扁政府為了推動轉型正義，打算拆除中正紀念堂圍牆與「大中至正」牌匾，時任台北市長的郝龍斌與台北市文化局長李永萍，為了抗拒轉型正義，刻意將中正紀念堂列為「暫定古蹟」，根據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第20條，暫定古蹟在審議期間內視同古蹟，當時扁政府計畫因此受到阻撓，為了取回主導權，於是文建會將中正紀念堂公告為「國定古蹟」，主管機關就回到中央政府。
不過，後來只成功將「大中至正」改成「自由廣場」，中正紀念堂的古蹟指定則持續到今天。林俊憲表示，中正紀念堂的古蹟爛帳，郝龍斌就是始作俑者，不知道他怎麼有臉出來放話，用國定古蹟這個理由來反對中正紀念堂去威權化。
林俊憲指出，目前在立法院的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》第5條明定移除威權統治者象徵的法源依據，但《中正紀念堂》有其特殊背景，而且有「中正紀念堂管理處」專責管理，加上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第6條、第17條與《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》第6條、第7條，廢止古蹟必須符合：因故毀損致失去原有風貌者；或因火災、水災及震災等天災致古蹟主構件解體或滅失；或其他喪失古蹟價值之原因，且經過審議之後，才能夠廢止。
為了使中正紀念信用瑕疵信貸堂轉型能夠順利推動，林俊憲提議在促轉條例中增訂中正紀念堂廢止指定古蹟的法源依據，排除適用文資法，以利轉型正義的落實。
文化部藝術發展司張惠君副司長對此表示，有關中正紀念堂轉型的議題牽涉層面廣，包括為何轉型、轉型之後的用途、與城市規劃的關係，會透過與社會的討論與對話來凝聚共識，透過修法的途徑來推動，其中中正紀念堂的文資身分，也會納入討論，再依據規定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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